过去三年的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太大的损失，客观上也大大加速了各类组织数字化转型进程。数字化转型已经确凿无疑的成为当前及未来很长时期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但站在疫情后的开局之年初，2023年数字化转型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是作为关键驱动力，伴随经济复苏迎来新一轮爆发式增长？还是受过去三年拖累，短暂让位于受损元气的恢复？
过去一年，中移咨询为超过百家政府部门、央企等大型组织及中小企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咨询服务，深刻体会到了我国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中移咨询以自身咨询服务实践为基础，提出了2023年数字化转型发展10大趋势，范围涵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尤其重点探讨了2023年可能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观点不尽成熟，供业界伙伴参考。
趋势一：数字化转型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但组织数字化投入将出现分化
中央早已定调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发展成为疫情后国家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在2023年各地政府出台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中，均把数字化发展作为重要发力点之一。
但是很多企业真“没钱”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4.0%。其中制造业更是下降了13.4%。企业数字化相关的投入一般是滞后于其业务发展的，这也容易理解，对于大部分处于传统产业的企业，业务发展起来了，才有钱去做数字化投入。很显然，2023年企业级的数字化投入将受到经济增速的巨大影响，而后者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同行业的经济增速的差异也将导致数字化收入的两极分化。当然从长期来看，数字化投入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
很多地方政府也“没钱”了
政府数字化投入钱从哪来？在财政收入下滑的情况下，只能靠借债。但政府借债也是有风险的。2022年12月30日，贵州遵义道桥（贵州最大的城投公司）发布公告，宣布了其155.94亿银行贷款重组方案，展期20年且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后10年分期还本。以上只是众多地方政府的一个缩影。借债模式不可持续，2023年，很多地方政府将不得不考虑更多元化的数字化建设模式。这对众多数字化产业参与方来讲，既是难得机会，也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
趋势二：“数字鸿沟”不会很快消失，短期数字化发展不平衡问题可能加剧
不同板块区域数字化转型禀赋差异巨大
中国太大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数字化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既有传统上东中西的地理区域差异，也有近几年的日益突出的城市群差异。比如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城市群引领全国数字化转型，区域数字经济优势持续扩大。头部城市在数字化转型中具有绝对优势，以智慧城市为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五市智慧城市企业占全国50%以上。不同区域掌握的数据要素存量不一，短期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态势仍会加剧。数字化作为城乡融合的关键着力点，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但受限于产业基础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短期城乡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态势也将客观存在。
不同群体数字收益失衡问题仍将存在
不同群体的数字化渗透程度和享受的数字化成果水平差异巨大。以“银发群体”为例，我国老年人口以平均每年596万人的速度增加。2021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比达18.7%。银发群体数字化服务成为新焦点，社会迫切需要增加数字养老服务的供给，开展数据知识的普及教育，弥合“银发群体”数字鸿沟，改善数字弱势群体数字收益失衡现象。保障数字弱势群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趋势三：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趋向成熟，服务供给结构迎来螺旋式演进转折点
横向—到纵向—再到横向
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模式整体呈螺旋式演进，先后经历了从纵向的单一信息系统建设，到横向的具体模块专业能力打造，再到大型服务商统一集成的历程，从探索期实现逐步跃升，转型主体数字化理念、数字基础能力及转型经验形成普遍沉淀，从而推动数字化转型服务进化到横向专业化新阶段。
专业，才是持久的核心竞争力
当今的toB领域，不知什么时候形成了一种群体意识，即规模大就代表着牛。但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思维显然不适用于产业互联网时代。因为“大”往往意味着“泛”，而后者是产业数字化的大忌。当前，头部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如腾讯、阿里等，均在反思其toB领域业务拓展模式，重新回归到深耕产品的横向专业化模式。结构化、系统化、专业化成为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新特征，服务提供商通过深耕产品和服务制胜数字化转型供给赛道。
趋势四：数字政府建设纵深推进，改革引领和系统化方法论将被着重强调
数字政府or数字化改革，将不再是一个问题
对国家来讲，数字政府与数字化改革的关系本来就不是问题。202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数字政府的建设原则，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引领，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但在具体的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往往被分成了以流程再造、制度重塑为主的“改革部分”，和以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为主的“项目部分”。而对于大部分服务提供方来说，往往把后半部分看成数字政府，从而造成了改革与建设的脱节。预计2023年开始，数字化改革将牵引数字政府建设纵深推进。浙江等省份实践已经表明，数字化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落地能起到总抓手的关键作用，做好了数字化改革，也就抓住了数字政府建设要害。
数字政府迫切需要体系化的方法论指导
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与一般大型组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样需要方法论的指导。国内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方法论相对较为成熟，但对于政府数字化转型方法论研究较少。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以自身数字化转型实践为基础，开始提炼总结方法论。比如浙江省在推进数字化改革的过程中，以系统论为基础，总结了以“V”字模型为代表的方法论，并提出了“三张清单”、多跨场景设计、改革突破谋划、重大应用贯通等创新思想与举措，以制度重塑为核心，推进各领域全方面的流程再造、规则重塑、功能塑造和生态构建，一体部署做好下行任务分解，上行综合集成，实现业务的有效协同和数据的深度共享。各省禀赋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方法论也将有差异，但对方法论的重视程度将越来越高，这也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必然过程。
趋势五：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将持续释放，但需警惕“数字达尔文主义”
产业数字化，不应该“赢者通吃”
数字化转型“马太效应”愈加明显。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扩大竞争优势的“加速器”。相关研究表明，疫情期间，数字化转型领军企业与其他企业间财务差距大幅扩大。中小企业承担了中国80%的就业，而这些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普遍较低，如果任由以上数字鸿沟的加深，经济社会整体数字化转型将无从谈起。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经济的挤压效应不应在产业互联网时代重演。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微观层面的体系化支持与辅导
过去几年，国家大力推进中小企业上云，也持续开展了一些列的培训、贯标等活动。这些活动客观上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一定的帮助，但作用有限。很多企业上了云，但根本就没有用云。很多的培训与贯标，由于没有配套的服务支持，无法实现在企业的落地。宏观政策无法完全解决微观问题。中小企业转型需求跟大型企业并无本质区别，虽然其数字化预算有限，无法支付深度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但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的认为只能为他们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如何为这些长尾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供给，是数字化产业各方需积极思考的问题。
趋势六：新技术新模式加大组织数字化转型难度，顶层设计将重新引起重视
顶层设计并没有过时
近年来，受一些所谓互联网思维的影响，片面强调需求场景的快速变化，认为顶层设计周期长，无法适应业务创新迭代的节奏。但不管是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还是我们过去一年多的实践接触，都表明多数企业数字化转型缺乏整体顶层设计和端到端解决方案，对一体化的数智化转型战略、路径和方案有迫切需求。这是因为产业数字化的复杂度远高于消费互联网，数字化转型初期尤其需要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
但顶层设计方法要与时俱进
以中台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化平台构建模式促生了产业互联网等新业态，“云、大、物、移、智”等各种数字化技术正在各类组织内部加速应用和融合，孕育了海量数字场景。传统技术与新技术并存，传统模式与新模式并行已经成为组织内部普遍现象，组织迫切需要能融合新技术、新模式，满足组织未来发展诉求的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客观来看，当前顶层设计方法难以有效匹配日益更迭的模式需求，老办法难以有效应对新需求，迫切需要加快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方法论变革。
趋势七：组织数字化转型需要体系化的智力支持，催生新型咨询服务模式
咨询业在数字化转型时代焕发新生
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旺盛，但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困境仍大量存在，热切期盼外部经验、知识和能力的支持。咨询行业面对机遇和挑战，不管是“百年老店”，还是“业界新秀”，无不躬身入局数字化转型新赛道，升级新产品，探索新模式。不同于传统信息化咨询，数字化转型的咨询更加强调“跨部门、跨学科、跨层次”和“多维度、多界面、多要素”。全过程、长期性、伴随式、属地化的咨询和决策支持服务，成为组织的普遍需求，也成为咨询企业服务模式创新的重要领域。
EA理论重新得到重视，但需融入更多系统思想
数字化转型的咨询不仅需要宏观理论指导，还需要具体方法、技术和工具支持。企业架构（Enterprise Architecture，EA）作为复杂系统设计的通用方法体系，已成为达成共识、细化战略、决策分析、执行纠偏的结构化工具，受到各类组织的重视。但传统EA理论对中国特殊的发展环境、企业发展阶段考虑不足。党中央一直强调的系统思维、制度集成理念与EA理论可以形成互补。二者有机融合，可以真正发挥上承战略、下接业务变革的核心价值。
趋势八：数字化组织管理需要从艺术性走向工程化，数字化人才的作用凸显
数字化转型的尽头，是组织
数字化转型是“一把手工程”，更是组织系统工程，不能将其艺术化和神秘化。组织管理需要从艺术化走向工程化。数字化转型战略落地最基础的载体依然是组织结构及能力，当数字技术已逐步植入组织内核，要求组织能够驾驭已逐步被数字化的业务体系，组织变革升级成为核心任务。同时变革后组织必须具备业技融合的能力，将组织管理工作显性化、科学化、工程化，使其成为让数字技术的放大器。由能人带动向组织推动转变。
人才，还是人才
成功的转型往往是由优秀的数字化领导者带领一支优秀的数字化人才团队，重塑组织管理体系，从战略发展高度出发，并通过具有数字化执行力的人才落地。由于我国数字化人才面临较大缺口，更多组织将聚力抢夺和培养“业务+技术”复合型人才，打造高素质的数字化团队内核，以价值创造、促进创新为导向最大化发挥人才力量。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复合型数字化转型人才“争夺战”将更为激烈。
趋势九：后疫情时代数字技术扩散效应明显，技术与业务的适用匹配度仍需提升
战争会推动部分技术的发展，疫情也是
三年疫情期间，人们已经习惯了健康码、行程码、人脸识别、视频会议等各种数字化应用。如今有些应用消失了，但应用背后的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AI技术不会消失，各类数字化技术将由点及面、由纵深横，通过技术驱动企业商业模式、管理运营、生产设计等领域逐步转型，助力企业构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型竞争力。比如，通过物联网、5G网络等技术实现数据全量、全要素采集，驱动将数据转化为洞察力；通过云计算提供敏捷灵活的IT资产，加快生产及管理效率；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得数据+算法产生智能，赋能业务，激活数据要素的深层次价值。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前提是与业务相结合
长期以来国内企业搞数字化转型，普遍存在重“硬”轻“软”的倾向。这实际上是典型的“信息化”思维，客观上也适配了过去三十年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因为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技术手段提升局部效率，技术处于从属地位。但数字化时代有本质不同，技术与业务组成双螺旋，才能驱动企业的转型发展。实践也表明，技术与业务的结合程度差是国内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的常见原因。企业需要加强数字化场景的识别与规划，选择与业务适配、且真正能带来收益的技术。
趋势十：5G进入规模化应用关键期，将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场景
拐点来临，5G由快速建设期进入大规模应用新阶段
提起5G，过去几年听到更多的是吐槽，比如网速不及预期、信号不好、没有“杀手级应用”等等。这其实是大部分新生事物都会经历的阶段。但是形势正在逐步发生决定性的变化，量变即将触发质变。近三年国内运营商累计5G投资超5000亿元。截止2022年底，我国累计建成并开通5G基站超200万座，基本实现城乡镇村覆盖，在垂直行业应用投入持续增加，尤其在矿山、工厂、港口等多个行业已经实现规模化推广。路已经修好，大规模通车的时刻即将来临。
5G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作为通信手段的5G
不同于普通民众的直观认识，5G在大众市场的通信应用仅是其全部功能的冰山一角。5G应用的主战场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实体经济。面向行业应用，5G to B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整体来看，5G产业链快速完善。无论是从元宇宙还是智能制造，5G网络都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底座，只有更宽更快无处不在的网络才能满足智能工厂、无人巡检、AR、VR等数字化业务的需求。
4G撑起了移动互联网，现在轮到5G
5G并不等同于运营商。数字化时代，掌控一切的心态本就不合时宜。5G时代运营商将更加重视生态合作，5G将成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雨林的生态基础。近年来三大运营商持续加大5G研发投入，发挥资本纽带，生态聚合的作用，释放自身优势能力的同时，更多的是强调如何赋能产业和伙伴。可以预见，随着5G更加深入的融入社会千行百业数字化场景，运营商的概念也会弱化，大家共同破解需求碎片化、行业领域协同联动不足的难题，共同打造数字化转型创新雨林，开创数字化转型新局面。
云程发轫万里可期，移路攀登万里可行。提振信心，创新赋能将会成为2023年数字化转型的主旋律；躬身入局，纲举目张抓好数字化转型也就赢得了主动权。中移咨询愿与产业各界伙伴一道，共同为经济社会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